意义重大!泉州发现明代通济桥古碑!
意义重大!泉州发现明代通济桥古碑!
意义重大!泉州发现明代通济桥古碑!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(shí)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没有(méiyǒu)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四十多年(sìshíduōnián)里,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(réngrán)众说纷纭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(de)罗布泊,是(shì)荒漠中的荒漠,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,是埋藏(máicáng)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,也是无数探险家和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,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罗布泊考察时不幸失踪,永远(yǒngyuǎn)地消失(xiāoshī)在那片沙海中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(luóbùpō)失踪的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,国家曾组织了前后4次大规模的寻找,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,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,到(dào)罗布泊寻找彭加木,也都以无果(wúguǒ)告终。
彭加木的(de)失踪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界之谜,三十多年间,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(céng)回忆过他失踪前后(qiánhòu)的事情,坊间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(bǎnběn)。然而时至今日,彭加木的遗体没有找到,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(左)在新疆(xīnjiāng)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(lìngrénzhènjīng)的消息:著名科学家(kēxuéjiā)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(cǐshí),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,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(shēngwù)土壤(tǔrǎng)沙漠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,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,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的广播(guǎngbō)。
2017年记者采访(cǎifǎng)夏训诚时(chéngshí),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,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仍唏嘘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(dōu)一下子安静了,我(wǒ)更是不敢相信,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(hé)同事,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,赶快赶回去,到现场去找他,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,夏训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(yìqǐ)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科学考察队,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,夏训诚任副队长,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(jiù)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,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,让他参加考察团(kǎochátuán),赴美国进行(jìnxíng)沙漠考察。
在(zài)征求彭加木意见时,彭加木态度(tàidù)鲜明地劝说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赴美考察(kǎochá),不能失去难得的(de)好机会(jīhuì)。“他还说,从长远看,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,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,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,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,并告诉全世界: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当年(dāngnián)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(hōngdòng),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仅仅一个多月后,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,再也不能兑现(duìxiàn)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,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,电视都尚未普及,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新闻报道的人,是(shì)新华社驻新疆(xīnjiāng)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,赵全章到(dào)乌鲁木齐机场送人,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(gàosù)他,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得知,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(de)信息在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,赵全章在归途中,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(le)车。他(tā)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,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,但只是作为(zuòwéi)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,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(kàn)的内参,这篇新闻稿中(zhōng)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:只有一两架飞机,地面搜索人员也很(hěn)不够,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(yuè)21日,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(shàng)这一新闻,当即决定:发公开稿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,新华社新疆(xīnjiāng)分社在6月23日晚上,发出了关于(guānyú)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,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,让她心里(xīnlǐ)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,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(zhètiáo)新闻:中国科学院新疆(xīnjiāng)分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,不幸失踪。
消息(xiāoxī)一出,举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(xúnzhǎo)的毫无结果,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,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(qǐ)寻人的队伍;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新疆,一时间,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,许多人为(rénwéi)他的事迹(shìjì)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,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(de)人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(de)100多年间,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开始,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(tànxiǎnjiā)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,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,也不曾挡住人们走近它(tā)的脚步。在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16年后,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,在一场突然而至(zhì)的沙暴中不幸遇难。
这片极具危险的“死亡之海”,为何具有如此(rúcǐ)之大的吸引力?
1964年10月16日,中国成功(chénggōng)试验了一颗原子弹(yuánzǐdàn),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,一朵(yīduǒ)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的位置,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(luóbùpō)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,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(héshìyànchǎng)。
其实,漫长的历史中,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(néng)看出,这里曾经是个(gè)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,罗布泊曾有过许多名称: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,如泑泽、盐泽、涸(hé)海等(děng);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,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,此地(cǐdì)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,意为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(luóbùpō)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,海拔780公尺,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(shūlèhé)等汇集于此,形成(xíngchéng)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,罗布泊的最大(zuìdà)面积为(wèi)5350平方公里,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,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(fēngpèi)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,其水亭(qíshuǐtíng)居,冬夏不增减”,可见它当时的丰盈,古人甚至(zhì)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,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,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中后期,塔里木河(tǎlǐmùhé)流量减少,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末,罗布泊完全(wánquán)干涸。
1972年7月,从美国宇航局(měiguóyǔhángjú)发射(fāshè)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,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(rén)的一只耳朵,不但有耳轮、耳孔,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(yīncǐ)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,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迅速退缩(tuìsuō)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“地球之耳(zhīěr)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,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,更源于(yuányú)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,是在(zài)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,这里(zhèlǐ)曾经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,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(de)消亡,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,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的故道不复存在,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(rénmen)所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(yuè),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,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(lìshǐ)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(gǔchéng),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,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“沙埋文明”,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”是20世纪(shìjì)最(zuì)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(zhīyī),而楼兰古国所在的这(zhè)一片罗布荒原,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:“罗布泊使我惊讶,它像(xiàng)座仙湖,水面像镜子一样,在和煦的阳光(yángguāng)下,我乘舟而行(érxíng),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,罗布泊(luóbùpō)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,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(shìjiè)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,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(zài)南北湖(hú)区,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(dàliàng)泥沙,沉积后抬高了湖底,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,又过许多年,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,湖水再度回流,这个周期为1510年,所以,他认为罗布泊是(shì)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一学说,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(pǔbiàn)认可(rènkě)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(miànshā),这片幽灵般的湖泊,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,中国科学家(kēxuéjiā)第一次靠近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,决定由中瑞(zhōngruì)两国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(shírèn)北京大学(běijīngdàxué)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(xúbǐngxù)担任中方团长,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,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(dào)1933年,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(jìnxíng)考古(kǎogǔ)调查和部分试掘,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,在国内出版,引起很大反响。
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,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(yínglái)了(le)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,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(xiàyóu)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,当时,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(fēn)在(zài)北疆组考察,遗憾地与当时尚未干涸的罗布泊(luóbùpō)失之交臂。他说,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,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,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,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,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(chū)全部干涸了,终结了它作为(zuòwéi)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,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,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,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(dìqū)。
彭加木也(yě)没有参加那次(nàcì)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中,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,也刚刚出现不久(bùjiǔ)。
1947年,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(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)农学院毕业,到(dào)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,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,他(tā)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,中央发出了“向科学进军”的(de)号召,正当(zhèngdāng)此时,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,派年轻(niánqīng)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(jìshù)——核磁共振,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,无疑是一个好机会,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,但是他马上又陷入(xiànrù)了两难的选择(xuǎnzé)中。
就在这个当(dāng)口,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,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,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,准备组成若干小组,分赴(fēnfù)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(shídìkǎochá)。
究竟是(shì)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,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,经过反复考虑(kǎolǜ)后,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原因:“我必须在(zài)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,我考虑的结果,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(zhòngyào),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,别的同志也乐于去干,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(biàndìkāihuā),作为一个共产党员,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(tóngyàng)毕业(bìyè)于南京大学的夏训诚看来,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: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(hǎodéduō),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(zhíwùxué)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,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,他甘愿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,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,他如愿以偿地(dì)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,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,他的(de)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。在迁户口时,彭家(péngjiā)睦打了一个改名(gǎimíng)报告,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,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,在迁户口(hùkǒu)之前,他(tā)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国边疆科考,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(dàolù)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,署名并不是(búshì)“彭家睦”,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(péngjiā)睦”到“彭加木”,其实是(shì)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(jiātínghémù),着眼于小家,太狭隘了;他要跳出小家庭,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,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(shì)有了(le)一点点萌芽,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,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(chóujiàn)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,这个豪情万丈(háoqíngwànzhàng)的垦荒者,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。
1957年初,彭加木突然被查出(cháchū)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,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,医生们根据有限(yǒuxiàn)的医学文献和病例(bìnglì)判断,彭加木最多只能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,在住院期间(qījiān),彭加木又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(línbāliú),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(děng)于是被(bèi)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(méiyǒu)被病魔打倒,一年以后,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,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,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,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,又(yòu)踏上了西行的旅程,彭加木与罗布泊(luóbùpō)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,一共有过四次对新疆地区的(de)大规模考察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(dìlǐ)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,彭加木曾到(dào)过罗布泊北部地区,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(jīngguò)化验,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(de)钾含量(hánliàng)非常高。1964年,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(tǎlǐmùhé)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,由彭加木带队,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,历时(lìshí)40多天,行程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(hòu),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,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,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,需要(xūyào)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,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,还含有宝贵的原料(yuánliào),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,稀有金属(xīyǒujīnshǔ)锂等。另外,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,无论是(wúlùnshì)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,此外,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,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,我国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经费,除了(chúle)在柴达木盆地(cháidámùpéndì)取得重大突破外(wài),其它地区成果甚微(shènwēi),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,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,在塔里木河下游,彭加木发现河水(héshuǐ)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(zīliào)推算出(tuīsuànchū)河水的流量,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(dàyuē)值,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,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,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的人(rén)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(fùjí)钾盐矿,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,而是一个巨大(jùdà)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(zài)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,彭加木39岁(suì)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最初的(de)研究目标。遗憾的是,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,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再次打开的时候,他已经54岁了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,这个年龄还算年轻。然而,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,彭加木的生命(shēngmìng)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冬天,刚刚(gānggāng)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,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,由中日联合(liánhé)组成的(de)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来新疆,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(pāishè)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,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被列为军事禁区,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,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训诚来说(láishuō),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(jiù)像是(xiàngshì)“圆梦”一样,兴奋之余,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(cóng)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(hé)研究,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,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,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(shuō)。
于是(yúshì),他(tā)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,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,连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,彭加木当时像(xiàng)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,一直恳求他帮忙,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,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颇为复杂,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(jìnqū)。“据我了解,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(shèzhìzǔ)此行进入罗布泊,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(zuìzhōng),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的组织,但是(dànshì)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,作为(zuòwéi)地理(dìlǐ)工作者,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(biànqiān)情况;而对于彭加木来说,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,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(kāifàng)。20余天的时间里,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,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(báilóngduī)雅丹,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(yǔ)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(xībù)的考察后,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,彭加木向(xiàng)夏训诚提议,由他俩牵头(qiāntóu),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,对(duì)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(kǎochá)计划,已不仅仅为了(wèile)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,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考察、探险,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,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:“罗布泊在(zài)中国,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(xiàng)夏训诚表示,要夺回中国科学家(kēxuéjiā)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,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,这无疑对组建(zǔjiàn)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(jījí)的作用。
1980年初,通过各方面的努力,中国科学(kēxué)院新疆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,并决定由(yóu)彭加木(péngjiāmù)担任队长,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心中多年的夙愿,即将达成。
根据计划,这次对罗布泊的(de)(de)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(jìnxíng)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,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,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定在这个(zhègè)月份,是因为这时正是(zhèngshì)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不周全,“我们当时不知道,实际上(shíjìshàng)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,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,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,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(chōudiào)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,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,由彭加木率队,罗布泊科学考察队(kǎocháduì)从乌鲁木齐出发,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(qù)美国(měiguó)考察的通知,夏训诚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,建议组建考察队时,彭加木曾悲愤地说: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(wàiguórén)留下的(de)足迹,作为一个中国(zhōngguó)人,我就觉得应该(yīnggāi)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,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!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,而是彭加木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,他(tā)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,就已经作好(zuòhǎo)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,仅仅一个多月以后(yǐhòu),彭加木的话一语成谶。
作为(zuòwéi)对罗布泊的第一次深入性考察,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,纵穿罗布泊。在他看来,只有(zhǐyǒu)纵穿罗布泊,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的(de)真实面目。
但是(dànshì),第一次(dìyīcì)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在(zài)日记中写道: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,有一个(yígè)七人探路小分队,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,有些地面松软陷车,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,损耗过大,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,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(sùyíng)。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水都消耗了不少,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,重新补充(chóngxīnbǔchōng)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(zǔài),最终用来(yònglái)给考察队开路(kāilù)的,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,最初(zuìchū)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,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,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,考察队重新(chóngxīn)出发,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,大家拿着铁锤下车,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颠簸前行,直到他们找到(zhǎodào)了古河道的入(rù)湖口,路才(cái)一下子平顺了起来,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(zǒu)了两天(liǎngtiān),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,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(dì)质勘探,彭加木凿开盐壳,从下面瓦蓝色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,兴奋(xīngfèn)地对大家说:“这里可能有(yǒu)‘重水’!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,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经历(jīnglì):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,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(chénggōng),是一个很大的收获,这是前所未有的,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(yǐjīng)有了一些了解,可算得(dé)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一站(yīzhàn)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农场以后,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(fāngàn),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(qǐchéng)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,彭加木(péngjiāmù)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(rì)结束,还有近一个月(yígèyuè)时间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,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,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,曾(céng)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(kǎochá),这次(zhècì),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,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,沿罗布泊东部北上,穿过疏(shū)流河直至敦煌,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,最后再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(píbèi),但最终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(tōngguò)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,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,但一再嘱咐,一定要注意安全(zhùyìānquán),有情况及时与(yǔ)基地联系。
在(zài)准备出发,装汽油和水的时候,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,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(shàng)看,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有水井,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(gēnjù)路程计算,到库木库都克只有(zhǐyǒu)400多公里,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,在这一段路上,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(máfán)。
6月11日,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,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,车子只走了58公里,还不到计划行程的一半。一路都(dōu)是(shì)松软的沙石地,三辆车不是(búshì)这辆陷进了泥坑,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(shāwōzi),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(cáinéng)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,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,结果,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,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(dōu)克,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,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(yóuyú)行程被(bèi)耽搁,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(kùmùkù)都克(kè)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(kǎocháduì)带的那张地图看,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,休息了一会儿,便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(duìyuán)们大为失望的是,从下午找到晚上,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,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车行驶(xíngshǐ)几十公里;水,则只剩下一汽油桶,且(qiě)已变质,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(hé)汽油(qìyóu),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,几乎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,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:“我们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(kè)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,请求(qǐngqiú)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,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(diànbào)发出后(hòu),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,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,用直升机运水太贵了。直升机飞行(fēixíng)一小时,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(kuàiqián),从驻军基地到(dào)宿营地,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,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,他和别人闲聊中(zhōng)听说,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(zài)“八一泉”加过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(běiàn),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。
所以,彭加木建议开车再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,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,这一路线(lùxiàn)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,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(běn)已不多(duō)的汽油,应该(yīnggāi)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,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11点半(diǎnbàn),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: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(dōu)克送水,你们不要动,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(jiēdào)电报,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,他拿着电文走出(zǒuchū)帐篷,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(tā)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,于是又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,大家方感觉(gǎnjué)有些不妙了。
此时,司机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,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(dìtú)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,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(zuòzài)这个位置,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(shōuhǎo),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,上面写道:
“我往东去找(zhǎo)水井。彭,17/6 10:30”
彭加木失踪前(qián)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(shàngwǔ)写下的,日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,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(yīshí)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才发现(fāxiàn),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们怎么也想不到(xiǎngbúdào),这张字条,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(shìjiè)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,所有(suǒyǒu)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,他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,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(zài)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,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(xiāoshī)在盐壳地的边缘(biānyuán),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,队员们只得(zhǐde)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,大家(dàjiā)在营地里燃起篝火,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(zuìgāochù),向东方开亮了车前大灯,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,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,找到营地(yíngdì)的方向。
然而,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没有(méiyǒu)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,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:彭加木走失,下落不明。
此时,距离(jùlí)彭加木失踪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(zhōngwǔ),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,队员们获救了。第二天,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,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,没有(méiyǒu)任何结果(jiéguǒ)。
搜寻(sōuxún)中唯一的突破,是在(zài)(zài)一片岩石间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,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,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,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后(hòu),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(xīnjiāng)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(wǎnshàng)12点,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,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,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(lǐngdǎoxiǎozǔ),组织对(duì)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(zhànyì)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,当年较(jiào)大规模的寻找,一共有四次。
第一次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(shí),6月18日到(rìdào)19日,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到26日,在收到呼救讯号后,当地部队和科考队员出动136人次(réncì),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(zhíshēngjī)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,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(sōuxún)。
第三次寻找(xúnzhǎo)是在7月7日到8月2日,117人(rén),48辆车,29架次飞机,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(wǒ)参加(cānjiā)的就是第三次搜寻,当时公安人员(gōngānrényuán)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,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,警犬也丧失了嗅觉,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,一家香港媒体(xiānggǎngméitǐ)竟然曝出(pùchū)新闻: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(dì)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,香港《中(zhōng)报》在头版头条的(de)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。
文中称,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(shíxǔ),一个名叫周光磊的“中国留美学者”和几名(jǐmíng)朋友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,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(zhùmíng)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(lìkè)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(le)澄清事实,新华社记者专门就此事进行了调查,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表示,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虽然揭穿了(le)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,但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,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,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(táowáng)美国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,这样的说法(shuōfǎ)完全是无稽之谈,“营地附近都有军事雷达,怎么可能美国或者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,我们的部队(bùduì)能不发现(fāxiàn)?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(yīshūzhōng),叶永烈回忆(huíyì),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(de)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,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,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,就能够击破(jīpò)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,第四次搜寻仍然(réngrán)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,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(shànhòuchǔlǐ)的安排: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;授予(shòuyǔ)他革命烈士(gémìnglièshì)称号;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就这样永远(yǒngyuǎn)消失在罗布荒原,成为了(le)墓碑上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,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(tā)失踪的各种传闻,甚至曾有人(yǒurén)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(qǐ)了争执,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,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,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。
他认为,彭加木失踪的原因,最大的可能性有(yǒu)两种。
其一,彭加木(péngjiāmù)只身外出后迷路,被(bèi)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记录,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(shàngwǔ),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,黄沙滚动,天昏地暗。
其二(qíèr),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阴面休息时,被坍塌的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,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,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(hé)疏松的细沙(xìshā)层构成,一刮大风,沙层极易坍塌,把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(shì)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,人们其实从未停止对他的(de)寻找,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,但是至今,没有任何一具(yījù)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,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的(de)(de)油漆,重新填涂(tiántú)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,彭加木曾用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(kǎochá)队进行的(de)那次成功的考察,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重要(zhòngyào)基础,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,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,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,数十年后,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,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,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(yìdūn),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,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(kěyǐ)掩埋(yǎnmái)一个人(rén)的身体,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: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,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(shǒufā)于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: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之谜
来源:北京日报(běijīngrìbào)纪事微信公众号
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(shí)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(shuǐjǐng)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没有(méiyǒu)出现过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四十多年(sìshíduōnián)里,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(réngrán)众说纷纭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(de)罗布泊,是(shì)荒漠中的荒漠,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,是埋藏(máicáng)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,也是无数探险家和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,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罗布泊考察时不幸失踪,永远(yǒngyuǎn)地消失(xiāoshī)在那片沙海中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罗布泊(luóbùpō)失踪的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,国家曾组织了前后4次大规模的寻找,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踪影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,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,到(dào)罗布泊寻找彭加木,也都以无果(wúguǒ)告终。
彭加木的(de)失踪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界之谜,三十多年间,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(céng)回忆过他失踪前后(qiánhòu)的事情,坊间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(bǎnběn)。然而时至今日,彭加木的遗体没有找到,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(左)在新疆(xīnjiāng)考察时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令人震惊(lìngrénzhènjīng)的消息:著名科学家(kēxuéjiā)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(cǐshí),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在那一天,原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(shēngwù)土壤(tǔrǎng)沙漠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,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,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相信的广播(guǎngbō)。
2017年记者采访(cǎifǎng)夏训诚时(chéngshí),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,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仍唏嘘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(dōu)一下子安静了,我(wǒ)更是不敢相信,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(hé)同事,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,赶快赶回去,到现场去找他,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,夏训诚当时本该和彭加木在一起(yìqǐ)。他们一起筹备了赴罗布泊的科学考察队,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,夏训诚任副队长,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(jiù)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,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,让他参加考察团(kǎochátuán),赴美国进行(jìnxíng)沙漠考察。
在(zài)征求彭加木意见时,彭加木态度(tàidù)鲜明地劝说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赴美考察(kǎochá),不能失去难得的(de)好机会(jīhuì)。“他还说,从长远看,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,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。”夏训诚回忆道,彭加木随信寄给他一百多张此前中国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,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,并告诉全世界: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当年(dāngnián)的美国科学界引起了巨大轰动(hōngdòng),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,仅仅一个多月后,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,再也不能兑现(duìxiàn)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中国,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,电视都尚未普及,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新闻报道的人,是(shì)新华社驻新疆(xīnjiāng)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,赵全章到(dào)乌鲁木齐机场送人,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(gàosù)他,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(fēnyuàn)得知,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。
这样的(de)信息在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,赵全章在归途中,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(le)车。他(tā)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,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,但只是作为(zuòwéi)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,并未准备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(kàn)的内参,这篇新闻稿中(zhōng)提出搜索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:只有一两架飞机,地面搜索人员也很(hěn)不够,意在呼吁加大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(yuè)21日,新华社社长穆青看了内参上(shàng)这一新闻,当即决定:发公开稿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,新华社新疆(xīnjiāng)分社在6月23日晚上,发出了关于(guānyú)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,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,让她心里(xīnlǐ)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,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这条(zhètiáo)新闻:中国科学院新疆(xīnjiāng)分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时候,不幸失踪。
消息(xiāoxī)一出,举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次寻找(xúnzhǎo)的毫无结果,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牵动人心的事情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,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(qǐ)寻人的队伍;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新疆,一时间,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,许多人为(rénwéi)他的事迹(shìjì)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,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(de)人,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(de)100多年间,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19世纪末开始,这里就曾吸引一批又一批中外探险家(tànxiǎnjiā)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,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,也不曾挡住人们走近它(tā)的脚步。在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16年后,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,在一场突然而至(zhì)的沙暴中不幸遇难。
这片极具危险的“死亡之海”,为何具有如此(rúcǐ)之大的吸引力?
1964年10月16日,中国成功(chénggōng)试验了一颗原子弹(yuánzǐdàn),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,一朵(yīduǒ)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基地所在的位置,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(luóbùpō)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,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(héshìyànchǎng)。
其实,漫长的历史中,罗布泊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(néng)看出,这里曾经是个(gè)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,罗布泊曾有过许多名称:有的因它的特点而命名,如泑泽、盐泽、涸(hé)海等(děng);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,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,此地(cǐdì)被称为罗布淖尔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,意为多水汇集之湖。罗布泊(luóbùpō)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,海拔780公尺,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(shūlèhé)等汇集于此,形成(xíngchéng)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,罗布泊的最大(zuìdà)面积为(wèi)5350平方公里,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,面积仅次于青海湖。
水量丰沛(fēngpèi)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,其水亭(qíshuǐtíng)居,冬夏不增减”,可见它当时的丰盈,古人甚至(zhì)曾误认为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,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,流传了2000多年。
直到20世纪中后期,塔里木河(tǎlǐmùhé)流量减少,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末,罗布泊完全(wánquán)干涸。
1972年7月,从美国宇航局(měiguóyǔhángjú)发射(fāshè)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,人类第一次看到了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(rén)的一只耳朵,不但有耳轮、耳孔,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(yīncǐ)被誉为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,这种奇特的地貌是湖水迅速退缩(tuìsuō)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“地球之耳(zhīěr)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,并不仅仅在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,更源于(yuányú)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,是在(zài)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,这里(zhèlǐ)曾经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、公元630年消亡,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(de)消亡,这里渐渐成为人迹罕至之地,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的故道不复存在,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(rénmen)所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(yuè),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,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(lìshǐ)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(gǔchéng),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,向全世界公布了罗布荒原上的“沙埋文明”,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”是20世纪(shìjì)最(zuì)伟大的考古成就之一(zhīyī),而楼兰古国所在的这(zhè)一片罗布荒原,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在他那部著名的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:“罗布泊使我惊讶,它像(xiàng)座仙湖,水面像镜子一样,在和煦的阳光(yángguāng)下,我乘舟而行(érxíng),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沙漠咸湖,罗布泊(luóbùpō)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,罗布泊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(shìjiè)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,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(zài)南北湖(hú)区,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(dàliàng)泥沙,沉积后抬高了湖底,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低的地方流去,又过许多年,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,湖水再度回流,这个周期为1510年,所以,他认为罗布泊是(shì)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一学说,在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(pǔbiàn)认可(rènkě)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(miànshā),这片幽灵般的湖泊,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,中国科学家(kēxuéjiā)第一次靠近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,决定由中瑞(zhōngruì)两国共同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。时任(shírèn)北京大学(běijīngdàxué)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(xúbǐngxù)担任中方团长,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,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持续到(dào)1933年,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(jìnxíng)考古(kǎogǔ)调查和部分试掘,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(jì)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,在国内出版,引起很大反响。
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,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(yínglái)了(le)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到1959年,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(zōnghé)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(xiàyóu)和罗布泊地区(dìqū)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,当时,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(fēn)在(zài)北疆组考察,遗憾地与当时尚未干涸的罗布泊(luóbùpō)失之交臂。他说,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,“由于1952年在拉依河筑坝,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,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,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(chū)全部干涸了,终结了它作为(zuòwéi)一个湖泊的历史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,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,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,任何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(jìnrù)这个地区(dìqū)。
彭加木也(yě)没有参加那次(nàcì)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中,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,也刚刚出现不久(bùjiǔ)。
1947年,22岁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(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)农学院毕业,到(dào)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,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,他(tā)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,中央发出了“向科学进军”的(de)号召,正当(zhèngdāng)此时,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,派年轻(niánqīng)的彭家睦到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(jìshù)——核磁共振,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,无疑是一个好机会,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,但是他马上又陷入(xiànrù)了两难的选择(xuǎnzé)中。
就在这个当(dāng)口,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,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,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,准备组成若干小组,分赴(fēnfù)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(shídìkǎochá)。
究竟是(shì)去国外留学还是去边疆考察,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,经过反复考虑(kǎolǜ)后,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(de)原因:“我必须在(zài)出国和到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,我考虑的结果,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(zhòngyào),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,别的同志也乐于去干,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(biàndìkāihuā),作为一个共产党员,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同样(tóngyàng)毕业(bìyè)于南京大学的夏训诚看来,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:“上海的科研条件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(hǎodéduō),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(zhíwùxué)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,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,他甘愿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,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,他如愿以偿地(dì)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(shēngwùhuàxué)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,当时的职务是助理研究员。
此时,他的(de)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。在迁户口时,彭家(péngjiā)睦打了一个改名(gǎimíng)报告,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,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,在迁户口(hùkǒu)之前,他(tā)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国边疆科考,彭加木直接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(dàolù)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,署名并不是(búshì)“彭家睦”,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(péngjiā)睦”到“彭加木”,其实是(shì)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希望家庭和睦(jiātínghémù),着眼于小家,太狭隘了;他要跳出小家庭,为边疆“添草加木”。
那一年的秋天,彭加木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只是(shì)有了(le)一点点萌芽,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,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(chóujiàn)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,这个豪情万丈(háoqíngwànzhàng)的垦荒者,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。
1957年初,彭加木突然被查出(cháchū)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,返回上海治疗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,医生们根据有限(yǒuxiàn)的医学文献和病例(bìnglì)判断,彭加木最多只能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,在住院期间(qījiān),彭加木又被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(línbāliú),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。
等(děng)于是被(bèi)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(méiyǒu)被病魔打倒,一年以后,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上海,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,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,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,又(yòu)踏上了西行的旅程,彭加木与罗布泊(luóbùpō)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新疆工作期间,一共有过四次对新疆地区的(de)大规模考察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(dìlǐ)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,彭加木曾到(dào)过罗布泊北部地区,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(jīngguò)化验,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(de)钾含量(hánliàng)非常高。1964年,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(tǎlǐmùhé)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,由彭加木带队,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,历时(lìshí)40多天,行程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(hòu),彭加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原料,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,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,需要(xūyào)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,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,还含有宝贵的原料(yuánliào),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,稀有金属(xīyǒujīnshǔ)锂等。另外,那里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,无论是(wúlùnshì)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,此外,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,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,我国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经费,除了(chúle)在柴达木盆地(cháidámùpéndì)取得重大突破外(wài),其它地区成果甚微(shènwēi),以致出现了中国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大型钾盐矿床,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,在塔里木河下游,彭加木发现河水(héshuǐ)的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(zīliào)推算出(tuīsuànchū)河水的流量,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(dàyuē)值,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钾,可能还含有其他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,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的人(rén)。如果罗布泊果真富集(fùjí)钾盐矿,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,而是一个巨大(jùdà)的“聚宝盆”。
在(zài)新疆进行这一次考察时,彭加木39岁(suì)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最初的(de)研究目标。遗憾的是,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,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再次打开的时候,他已经54岁了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,这个年龄还算年轻。然而,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,彭加木的生命(shēngmìng)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冬天,刚刚(gānggāng)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,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打来的电话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,由中日联合(liánhé)组成的(de)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来新疆,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拍摄(pāishè)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,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60年代被列为军事禁区,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,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对夏训诚来说(láishuō),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(jiù)像是(xiàngshì)“圆梦”一样,兴奋之余,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夏训诚从(cóng)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(hé)研究,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,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,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(shuō)。
于是(yúshì),他(tā)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,彭加木当时竟高兴得跳了起来,连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,彭加木当时像(xiàng)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,一直恳求他帮忙,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,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颇为复杂,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(jìnqū)。“据我了解,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(shèzhìzǔ)此行进入罗布泊,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(zuìzhōng),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的组织,但是(dànshì)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,作为(zuòwéi)地理(dìlǐ)工作者,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(biànqiān)情况;而对于彭加木来说,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,在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,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(kāifàng)。20余天的时间里,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,穿过楼兰古城和白龙堆(báilóngduī)雅丹,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(yǔ)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(xībù)的考察后,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,彭加木向(xiàng)夏训诚提议,由他俩牵头(qiāntóu),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,对(duì)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(kǎochá)计划,已不仅仅为了(wèile)他寻找已久的钾盐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,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考察、探险,写出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,以至于国外竟有一种言论:“罗布泊在(zài)中国,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”。彭加木向(xiàng)夏训诚表示,要夺回中国科学家(kēxuéjiā)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以后,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,这无疑对组建(zǔjiàn)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(jījí)的作用。
1980年初,通过各方面的努力,中国科学(kēxué)院新疆分院正式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,并决定由(yóu)彭加木(péngjiāmù)担任队长,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心中多年的夙愿,即将达成。
根据计划,这次对罗布泊的(de)(de)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(jìnxíng)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,时间定在1980年的5、6月间,第二年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定在这个(zhègè)月份,是因为这时正是(zhèngshì)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的计划并不周全,“我们当时不知道,实际上(shíjìshàng)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,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,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的工作,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(chōudiào)了6名专业(zhuānyè)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,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,由彭加木率队,罗布泊科学考察队(kǎocháduì)从乌鲁木齐出发,正式向罗布泊进发了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去(qù)美国(měiguó)考察的通知,夏训诚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,建议组建考察队时,彭加木曾悲愤地说:“我不希望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(wàiguórén)留下的(de)足迹,作为一个中国(zhōngguó)人,我就觉得应该(yīnggāi)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,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!”
这不是一句玩笑,而是彭加木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,他(tā)是在进入罗布泊之前,就已经作好(zuòhǎo)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,仅仅一个多月以后(yǐhòu),彭加木的话一语成谶。
作为(zuòwéi)对罗布泊的第一次深入性考察,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打算率队从北至南,纵穿罗布泊。在他看来,只有(zhǐyǒu)纵穿罗布泊,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的(de)真实面目。
但是(dànshì),第一次(dìyīcì)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在(zài)日记中写道:“我们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,有一个(yígè)七人探路小分队,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,有些地面松软陷车,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,损耗过大,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,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(sùyíng)。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水都消耗了不少,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返回,重新补充(chóngxīnbǔchōng)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(zǔài),最终用来(yònglái)给考察队开路(kāilù)的,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,最初(zuìchū)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,大家认为在罗布泊湖底用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,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30日,考察队重新(chóngxīn)出发,又一次到了这个地区,大家拿着铁锤下车,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颠簸前行,直到他们找到(zhǎodào)了古河道的入(rù)湖口,路才(cái)一下子平顺了起来,盐晶块对车行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(zǒu)了两天(liǎngtiān),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。沿途,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(dì)质勘探,彭加木凿开盐壳,从下面瓦蓝色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,兴奋(xīngfèn)地对大家说:“这里可能有(yǒu)‘重水’!”能够在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,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的经历(jīnglì):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,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(chénggōng),是一个很大的收获,这是前所未有的,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(yǐjīng)有了一些了解,可算得(dé)是敲开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一站(yīzhàn)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农场以后,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(fāngàn),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启程(qǐchéng)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,彭加木(péngjiāmù)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原计划到7月3日(rì)结束,还有近一个月(yígèyuè)时间。彭加木(péngjiāmù)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,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,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,曾(céng)完成了对罗布泊西部的考察(kǎochá),这次(zhècì),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,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(yígèyuè)的时间里,沿罗布泊东部北上,穿过疏(shū)流河直至敦煌,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,最后再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(píbèi),但最终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(tōngguò)电报向中科院新疆分院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,经研究同意他们的计划,但一再嘱咐,一定要注意安全(zhùyìānquán),有情况及时与(yǔ)基地联系。
在(zài)准备出发,装汽油和水的时候,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,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(shàng)看,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地方有水井,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(gēnjù)路程计算,到库木库都克只有(zhǐyǒu)400多公里,最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,在这一段路上,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(máfán)。
6月11日,考察队一早从米兰出发,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,车子只走了58公里,还不到计划行程的一半。一路都(dōu)是(shì)松软的沙石地,三辆车不是(búshì)这辆陷进了泥坑,就是那辆困在了沙窝子(shāwōzi),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(cáinéng)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,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,结果,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,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(dōu)克,此时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,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(yóuyú)行程被(bèi)耽搁,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殆尽了。
“库木库(kùmùkù)都克(kè)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(kǎocháduì)带的那张地图看,这里确实标有水井。考察队支好帐篷,休息了一会儿,便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(duìyuán)们大为失望的是,从下午找到晚上,这片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,所剩的汽油只能供三辆车行驶(xíngshǐ)几十公里;水,则只剩下一汽油桶,且(qiě)已变质,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(hé)汽油(qìyóu),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生命危险,几乎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,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:“我们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(kè)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水(shuǐ),请求(qǐngqiú)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,现有的水只能维持到18日。”
电报(diànbào)发出后(hòu),正在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,彭加木提出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,用直升机运水太贵了。直升机飞行(fēixíng)一小时,在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(kuàiqián),从驻军基地到(dào)宿营地,来回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,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,他和别人闲聊中(zhōng)听说,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(zài)“八一泉”加过水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(běiàn),在库木库都克东北约30公里处。
所以,彭加木建议开车再往东面去找一次水井,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队员们的全体反对。大家计算了一下,这一路线(lùxiàn)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,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(běn)已不多(duō)的汽油,应该(yīnggāi)等与部队联系上以后,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11点半(diǎnbàn),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:“飞机18日到库木库都(dōu)克送水,你们不要动,原地待命。”
接到(jiēdào)电报,大家都很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,他拿着电文走出(zǒuchū)帐篷,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(tā)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,于是又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彭加木回来,大家方感觉(gǎnjué)有些不妙了。
此时,司机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,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(dìtú)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,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(zuòzài)这个位置,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(shōuhǎo),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纸条,上面写道:
“我往东去找(zhǎo)水井。彭,17/6 10:30”
彭加木失踪前(qián)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这天上午(shàngwǔ)写下的,日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,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(yīshí)写错了日期。此时大家才发现(fāxiàn),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们怎么也想不到(xiǎngbúdào),这张字条,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(shìjiè)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,所有(suǒyǒu)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,他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,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(zài)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将近8公里,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(xiāoshī)在盐壳地的边缘(biānyuán),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,队员们只得(zhǐde)在晚上10点回到了营地,大家(dàjiā)在营地里燃起篝火,把吉普车开到最高处(zuìgāochù),向东方开亮了车前大灯,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,彭加木可以循着亮光,找到营地(yíngdì)的方向。
然而,彭加木消瘦的身影再也没有(méiyǒu)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两点,考察队(kǎocháduì)正式(zhèngshì)发出电报:彭加木走失,下落不明。
此时,距离(jùlí)彭加木失踪已经过去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(zhōngwǔ),直升机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考察队的露营地,队员们获救了。第二天,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,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,没有(méiyǒu)任何结果(jiéguǒ)。
搜寻(sōuxún)中唯一的突破,是在(zài)(zài)一片岩石间发现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,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,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,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后(hòu),脚印又在盐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(xīnjiāng)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得到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(wǎnshàng)12点,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,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,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了救援领导小组(lǐngdǎoxiǎozǔ),组织对(duì)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寻找彭加木的战役(zhànyì)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,当年较(jiào)大规模的寻找,一共有四次。
第一次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(shí),6月18日到(rìdào)19日,队员们在宿营地周围进行了搜寻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6月20日到26日,在收到呼救讯号后,当地部队和科考队员出动136人次(réncì),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(zhíshēngjī)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,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(sōuxún)。
第三次寻找(xúnzhǎo)是在7月7日到8月2日,117人(rén),48辆车,29架次飞机,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(wǒ)参加(cānjiā)的就是第三次搜寻,当时公安人员(gōngānrényuán)还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,可惜因为当地天气太热,警犬也丧失了嗅觉,并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。
就在人们对彭加木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,一家香港媒体(xiānggǎngméitǐ)竟然曝出(pùchū)新闻: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(dì)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,香港《中(zhōng)报》在头版头条的(de)位置刊载了一则奇闻。
文中称,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(shíxǔ),一个名叫周光磊的“中国留美学者”和几名(jǐmíng)朋友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吃饭的时候,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(zhùmíng)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(de)“奇闻”立刻(lìkè)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(le)澄清事实,新华社记者专门就此事进行了调查,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明确表示,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的调查虽然揭穿了(le)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,但关于彭加木失踪(shīzōng)的原因,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,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(táowáng)美国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,这样的说法(shuōfǎ)完全是无稽之谈,“营地附近都有军事雷达,怎么可能美国或者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,我们的部队(bùduì)能不发现(fāxiàn)?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(yīshūzhōng),叶永烈回忆(huíyì),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(de)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,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,如果能够找到彭加木的遗体,就能够击破(jīpò)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,第四次搜寻仍然(réngrán)无功而返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,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善后处理(shànhòuchǔlǐ)的安排: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标志;授予(shòuyǔ)他革命烈士(gémìnglièshì)称号;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就这样永远(yǒngyuǎn)消失在罗布荒原,成为了(le)墓碑上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,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(tā)失踪的各种传闻,甚至曾有人(yǒurén)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(qǐ)了争执,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,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的发生,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。
他认为,彭加木失踪的原因,最大的可能性有(yǒu)两种。
其一,彭加木(péngjiāmù)只身外出后迷路,被(bèi)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的天气记录,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(shàngwǔ),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,黄沙滚动,天昏地暗。
其二(qíèr),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阴面休息时,被坍塌的松土掩埋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,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,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(hé)疏松的细沙(xìshā)层构成,一刮大风,沙层极易坍塌,把人埋到底下。
但这也仅仅是(shì)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,人们其实从未停止对他的(de)寻找,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,但是至今,没有任何一具(yījù)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,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的(de)(de)油漆,重新填涂(tiántú)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,彭加木曾用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(kǎochá)队进行的(de)那次成功的考察,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重要(zhòngyào)基础,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,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,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,数十年后,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,果然在罗布泊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,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(yìdūn),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,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(kěyǐ)掩埋(yǎnmái)一个人(rén)的身体,却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: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,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(shǒufā)于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:沙海迷途——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之谜
来源:北京日报(běijīngrìbào)纪事微信公众号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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