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(zhōngxué)南门。袁剑锋 摄
抗日(kàngrì)战争时期,太原不仅是(shì)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,更是一座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(hóngsè)堡垒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,进山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学校,师生们以笔为剑、以身为盾,谱写(pǔxiě)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太原学生(xuéshēng)的抗日热情如(rú)火山喷发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,压制学生运动(yùndòng),激起了进山中学等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。
1932年9月,进山中学与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的进步(jìnbù)学生联合成立抗日(kàngrì)反帝(fǎndì)同盟会,在中山公园(今文瀛公园)集会演讲,呼吁“收复东三省,打倒不抵抗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,甚至(shènzhì)冒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。
1933年1月(yuè),同盟会突遭军警镇压(zhènyā),15名学生被捕(bèibǔ),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人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拘留所,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血书:“宁为抗日死,不作亡国奴!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沉寂,却让更多学生意识到(dào):唯有(wéiyǒu)团结斗争,方能救国图存。
1941年,抗日(kàngrì)战争进入(jìnrù)相持阶段,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瘫痪(tānhuàn)。为挽救失学青年、延续抗日火种,赵宗复(进山中学复校校长)在(zài)晋西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(zhèzuò)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,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“改进山西”为办学宗旨,表面教授三民主义,实则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,组织学生成立“投枪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社团,编写抗日刊物(kānwù),激发青年觉醒。
在隰县的山沟里,学生们白天读书(dúshū),夜晚刻印(kèyìn)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,通过地下交通线(jiāotōngxiàn)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社的徐光锐带领同学研制土炸药,支援八路军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创作话剧(huàjù)《太行烽火》,在根据地巡演时观众声泪俱下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进山中学迁回太原,但(dàn)斗争并未结束。面对(miànduì)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,师生们以校园为战场,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
1946年,学生乔亚、刘鑫等人成立“青年读书会”,秘密收听延安广播(guǎngbō),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改编成传单,在(zài)太原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太原城防工事(chéngfánggōngshì)图,通过地下党员王天庥送至解放军指挥部,为(wèi)解放太原提供关键情报。
然而(ránér),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,国民党特务突袭校园,8名学生(xuéshēng)因(yīn)“通共”罪名被捕,受尽严刑拷打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,17岁的韩健民在狱墙刻下绝笔:“我以我血荐轩辕,死后红旗覆我身!”史称“八君子事件”的惨案,成为太原解放前夕最悲壮(bēizhuàng)的注脚。
今天的进山(jìnshān)中学,仍矗立着赵宗复纪念馆(jìniànguǎn)。馆内陈列着当年学生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,以及“八君子”的遗书(yíshū)复制品。每逢清明,学子们在(zài)此诵读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:“敢看惨淡的人生,敢见淋漓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俘虏!” 歌声穿越时空,与历史的回响共鸣(gòngmíng)。
校史馆内,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:“赵校长教会我们(wǒmen),课堂可以是(shì)战场,钢笔也能(néng)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人继承传统,将抗战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》,用无人机航拍吕梁山(lǚliángshān)中的复校旧址,让历史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
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街头呐喊,到晋西深山中的琅琅书声,进山(jìnshān)中学的抗战史是太原乃至中国教育抗战的缩影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,不仅为铭记牺牲,更让那份“以(yǐ)(yǐ)教育救亡(jiùwáng)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,化作新时代奋进(fènjìn)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:“教室里的每一课,都是民族复兴的一块基石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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